赵：开始着手准备这个展览，是今年春天的时候。2012年荣宝斋画家联谊会我和马总在聊天时提起要在荣宝斋办一个展览，就定了下来。我跟荣宝斋有不解之缘，荣宝斋1993年去美国做的首个海外展是我协助的，那时候带队的是郜总（郜宗远）和王铁全，我们一起在美国待了十几天，之后的联系也很多。记得那个展览是通过使馆做的，因为要推广品牌，所以拿去展示的都是国宝，有100张。这个展览在美国东部应该说很轰动，所有的电视台、报纸全做了介绍，而且都是整版的。剪彩时当地学术界的和美术界的人都去捧场，展览会很成功。这是我跟荣宝斋结缘的一个引子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荣宝斋办展览，而且主要以画北京的题材为主。荣宝斋是中国顶尖的艺术机构，要带头画北京，而我的绘画创作又主要以北京题材为主，所以这也是一个契机。

这次展览的作品有4张“奥运北京”的题材，这批题材的作品是奥组委特邀专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创作的。题材有鸟巢、水立方，奥运场馆等，这些在当时对我来讲都是首次尝试的题材，是个锻炼也是个挑战。对于艺术家来说，能为北京奥运这样的盛事创作作品、做些贡献，也是一种义务和责任。所以那批画我留存至今，借这次展览再向大家展示一下。

为了这次展览，我也创作了一些新作品，“皇城根儿题材“的大约有十五六张，像《皇城苍柏》是一张丈二匹的大画，很认真画的。还有“西藏题材”，因为我去了那里之后非常激动，就画了十几张作品，有一张丈六的，画了一个多月。所以，这次展览中西藏题材也算一个重要的内容。今年去过几次台湾，所以这次还有4张“台湾题材”的作品，也比较大，六尺的竖幅；20张台北的写生。现在纯粹画“台湾题材”的画家不多，通过画台湾的山水风光，自然地貌，向台湾人民展示一下大陆画家怎么样画台湾，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。然后就是“田园风情题材”的作品，以江南为主，也有陕西的，也有一点吉林的雪景，不多，主要是江南的，贵州的，广西的梯田，以田园为主的题材有30张左右，都是原来荣宝斋画册出版过的。作品总共有八十多张，然后我的速写有八十多张，就是小画，小画可能比大画还精彩，因为那是很生动的东西。一共160张左右。这是一个整体汇报。

赵：我生在琉璃厂，对北京的情感从小就融到身体里了。画北京是从初中开始，从喜欢，到要求，到没完没了地画，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爱北京了。去香山，去颐和园，还去过戒台寺，都是骑车去，一骑就是五六个小时，把车都骑坏了。那时候家里很穷，带几块白薯，背一个军用水壶，带一个夹子，像画家似的，其实是学画的，一待就是一天。

后来我从琉璃厂搬到皇城根，在皇城根遗址公园那儿住，它前面是一条内河，叫南河沿，我从那时候开始淘气，逮蜻蜓，玩蛐蛐、弹玻璃球，很有意思。所以北京的皇城根文化、四合院文化，我是从骨子里喜欢的。

北京题材我一直在画，但为2008年奥运会创作作品是新的、重要的研究过程。我画的“奥运北京”，加入了奥运场馆，新的北京建筑，对新北京的体会。我在海外待了很多年，西方绘画的一些手法、色彩、概念都融到我的体材里面，所以那部分作品在构图、色彩、绘画手法上，都是非常大胆的，甚至是传统国画禁忌的。像丙烯和墨的混用就是一次大胆的尝试，我的画面就比较抢眼，色彩比较浓重，另外加上中国画的技巧元素在里面。

赵：田园题材我画得比较早。1983年我去香港组织了“五岳三山国画展”，这个展览非常重要，当时很多画家都参与了。那时候我想创作应该有主题，应该和其他画家有区别，于是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。我的创作一直与写生结合得非常紧密。我觉得，画家一定要去体验生活，从中寻找创作元素。比如画运河，从杭州走到北京，看每一段河道的变化；画黄土高原，住窑洞，早上4点钟听着鸡叫声起床。全是田园，没有喧嚣。这种山明水秀的田园风格完全是在写生中得来的灵感。

赵：创作这些作品的灵感也来源于写生。像我画河北，是因为我们在河北做过一个活动，叫做“太行风情”。几个画家一起，从太行山开始，走上十来天，画太行。我画了很多石头垒的房子，里面有鸡、有草垛、有玉米、有柿子树，有秋天的感觉，这是我对河北地貌最深的印象。那些村庄很古朴，它们和太行山的壮观结合在一起，充裕着“北方”的气质。那种感觉真是太好了。

画家的作品是要不断丰富、不断完善的。我的很多作品都有三稿，前面一稿，又放大一稿，再到正稿，这是三个过程，但我觉得这没坏处，因为每个过程中我的体会都有变化，都有新的创作观念。有人说，您一天两张画都没画完。我说，我愿意这么苦中求乐。中国画创作需要的是严谨，而不是把它当成商品。

现在我也在求变化。我儿子赵旭有一次回来看我，说：“爸，你这画笔头太小了，七十岁了，换大笔头吧。”我听了他的建议以后就改了，大笔头、粗线条，去台湾展览的画就是这么画的，有一种新的体会。因为大笔头得粗犷、有力、有体积感，还要讲究构成的办法，使它不单调，再结合我这种泼墨、泼彩、丙烯相糅合的方法，我自己画完以后觉得很满意，没白画，出了一本书，觉得挺好。

赵：亚明先生是江南地区非常有名的画家，是一个非常有智慧、有能力、有创意的人，也是最能够继承傅抱石绘画精髓的一位画家。画江南，那种表现秀美灵润的画法我是从亚明先生那学的，就是打湿了染，再染，他染的东西多。

和吴冠中先生交往的因缘很多。第一个是1983年叶浅予先生提倡画北京，我和李小可、杨彦文等几位画家一起，在中央美院办展览，李可染、吴冠中、张仃、吴作人几位先生都来了。当时吴冠中先生对我说，你画得很秀美，很好，要努力。这是我我刚开始接触吴先生时的情境，后来有一段时间他还为我的作品写过文章。吴冠中先生从生活中抓元素进行创作的方法、中西融汇的绘画思路，比如他讲绘画，说中国画要现代化，要有现代化的概念，要推进现代化，油画要民族化，等等，都对我影响很大。我现在每天还在看他的回忆录，觉得老先生真是了不起，文学、理论、绘画样样精通，每一样都能打动人。而且吴先生为人非常耿直，灵感特别充分，也是个性很强的一位画家，所以他对生活有很大的感受力，对艺术有很大的探索力，他是不屈不挠地在画画。一辈子有这么一位恩师是非常幸运的事。

张仃老师的艺术作风很严谨，写生更是精益求精。他最早是工艺美术大师，进入国画界以后那种刻苦精神了不得，这是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的。

赵：我画油画的时候把中国画的画法改了。画城墙，用油画颜料做很多肌理效果；画水，用一些画水彩的办法；点是中国画的技法，点得很厚。这种方法我试验几次，画过几件作品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我还体验过画一部分抽象的油画，客观来说，画油画在颜色、造型的应用上，比画中国画要严格很多，但是它的色彩关系对中国画的创作有好处。把这种色彩关系运用到中国画里，再把中国画的黑白关系运用到油画里，对画家来说，都是很好的体验，是一种探索的源泉，既可以丰富自己又可以丰富作品的韵味。

赵：我个人认为，参与市场的艺术作品首先要有时代性。艺术家不断在探索，在更新绘画风格，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，他的市场价位才会有升值的空间，会在市场中长期留存。我举个例子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，那时候国家号召画家创作“革命题材”，走“红色路子”，那批作品现在全都是精品，在市场上全是天价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代表了时代。

商品社会虽然很重要，但你创作的作品要有人理解，这是更重要的一部分。一件好的书画作品，投入市场的目的就是恒定，藏家收藏你的画有的看，这是真正耐人寻味的作品，是真正的市场。官本位也好，名头炒作也好，那也是一个市场，但是再过50年、100年甚至只需20年，历史肯定就会有一个沉淀，好东西会留下来。像傅抱石、吴冠中的作品，很多小画都能突破亿元，为什么？因为是精品，因为是具有时代性的。我觉得这是市场提倡的一个主流，市场的运作者们应该考虑到这个内容，推广一些有创作能力、有时代精神的画家进入真正的艺术市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