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间真快，马上就要“奔七”了。当然这里说的只是年龄，要说心态，我正经是个“70后”，思维仍然活跃，写生、作画干劲十足，丝毫没有老之将至的感觉。
我是一个从小在琉璃厂、护城内河、皇城根下玩耍、长大的孩子，上的小学，是北京的府学胡同小学。这所小学很不一般，建于明朝的洪武元年，至今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。记得学校里面有一个大庙，庙里很多碑。那时的冬天特别寒冷，上学时穿着免裆裤，脖子上挂着棉暖手，上课时都冻得脚疼。学校里当时还没有蜂窝煤呢，要烧煤球，每天早上要轮流到教室生火，弄不好到处都是烟。我当时是个小组长，早晨负责把煤灰渣收到一边，等着校工收走。童年的记忆至今难忘，以至于一说到小学，我就想到烟火缭绕中的古庙、古碑。

我是在北京23中上的中学。那时候家在宽街，每天上学，要穿过南锣鼓巷，那时的南锣鼓巷没现在这么热闹，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四合院，还有卖包子什么的小商铺，放学时，从鼓楼大街、什刹海那边绕着回家，因为这条路上，有不少卖小吃的，有烤红薯；有面茶，就是在棒子面粥上放点芝麻酱，撒点椒盐，吃一碗，觉得好吃极了。可以说，我的小学、中学，每天都在胡同、四合院、老北京大大小小的街道里穿来走去。很多年以后，当我创作北京风情系列的作品时，童年的回忆总是萦绕在脑海中，我几乎不用写生就能画出很多很多。

上中学时我已经开始喜欢画画了，那时到香山画画，交通不便利，要起早到前门那里坐公交车，那时的公交车不烧汽油，烧天然气，车上顶着个大气包。我背个小水壶，兜里装块白薯，带上自己糊的小板子、六色的颜料盒，再拿几张普通的纸，就去了。那时车到颐和园就不往前走了，要步行两个多小时才能到香山，到了之后，赶紧画，画卧佛寺、碧云寺什么的。饿了，吃白薯，下午两三点钟就得往回走，再用两个多小时走回颐和园，坐公交车回前门。有一次我和几个小伙伴借了自行车。骑了五个多小时去潭柘寺，结果把一辆借来的日本富士牌自行车的链条蹬断了，推着走了很远才找到修车的地方。那时画画没有丝毫功利目的，就是发自内心地喜欢，虽然的当时的画没能留下来，可质朴、天真的情感，对绘画、对生活、对大自然的爱，却深深埋在了心里。现在想想没有那样的生活经历，就没有我现在的创作，因此我是很还念那一段时光的。

一个人的成长，父母的影响的是很重要的。记得小时候只要天气不好，不能出去玩，父亲就给我们几个孩子讲《济公传》，一段一段讲。要吃饭了，还想听，父亲就说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，吃饭去！我至今还能记起父亲讲小说、说故事的表情。我现在仍然喜欢思接千古、奇伟瑰怪的神话故事，我想一定跟小时候听父亲讲济公传有关。

我的母亲是个特别勤劳的人，心灵手巧，“挑补绣”（挑花、补花、绣花）的手艺在当时非常有名。那时做这一行当的人不太多，手艺好的就更少了。母亲在隆福寺市场那里有个不起眼的小摊位，每到周日、庙会人多的时候，就摆上些绣着瓶花、山水图案的枕套、桌布什么的等人来买，挣点微薄的收入养活一家人。那时我放学回家见不到母亲，就常常到隆福寺这边来，母亲给我买碗豆汁儿喝，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人世间最美味的饮品。
我当时意识不到父母的善良、才艺对我有多么深远的影响，也不知道童年的生活对我的艺术道路所起到的决定性的作用。当我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，时间已经过去很多年了。
记得我五十岁生日那天，聚餐的亲朋好友都散了之后，我一个人回到工作室，把那里的每一个角落都清理得干干净净。我在纸上用毛笔写了一个很大的“变”字，还画了一张非常抽象的背影。“变”字意味着，一个画家，五十之后，就该是功底扎实、求个性求变化的时候了。既不守古法也不守师法，而是在变化中，寻求自家之法。那时我主要的想法就是一个，求变，十年内要在绘画上有个大的变化；那张抽象的背影，意味着一个画家要淡定从容、义无反顾。因为一个画家艺术风格的变化史，就是他心灵世界的变化史，从描摹眼中世界，到追索内心感受；从感动自己，到征服观众，这之间的道路，艰难而漫长，犹豫徘徊，等待自己的，就只有失败。唯有一直向前的人，才能欣赏创作道路上的迷人景色，才能在作品中感受变化带来的绚丽多姿与华美气息。

俗话说，五十知天命。多年的艺术创作使我感到，作品的变化，不单是缘于所要表现的地域风貌与技法本身的变化，而是缘于内心深处的感动。到这个年龄，才真正明白谋事在人、宠辱不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，我认真想了想自己喜欢的状态，应该是在不停地写生中搜奇猎珍，苦中求乐，然后回到工作室，用不同的形式风格，创作再创作。从小稿、大稿，到最后完成，就像看着一个孩子，慢慢长大，享受每一幅创作完成时的瞬间美感。其实多年来我一直就是这样的状态，心里感到很温暖，也很幸福。

转眼又过了十年，在美国过60岁生日的时候，我看着自己创作的那些带有抽象、构成、重彩意味的多个系列的作品，心中有几许安慰。因为无论从观念还是技法，我有了很大的变化，有些甚至是颠覆性的。十年间成败利钝暂且不提，“求变”二字，我还是做到了。

多年的艺术探求使我对自己的创作有了一个较为明晰的判断，对社会的观察、感悟，对人生的品味、体察，对艺术的磨砺、修为，都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开始质变的节点上，再往前走就应该有一个相对自己而言的、比较大的超越了。六十岁以后，我更加看重内心深处的快乐与满足，以往有些很在意的东西，也可以看的很淡了。我觉得，岁数大的人，更要注重生活中的乐趣，否则日子就没法过，而我的乐趣就在画画或与画画有关的事情里，比如办个展啊，到各地写生啊，为奥运做宣传啊，商量一下创办个跟美术有关的团体啊等等，真是其乐无穷。尤其在美国一住十年，看惯了光怪陆离的艺术现象，也理解了产生那些现象的社会状况和艺术语境，我欣赏他们开放的思想和独创精神，但总觉得与自己的艺术追求有所隔离。作为一个在老北京文化街上成长起来的画家，我仍旧把根牢牢扎在中国这块丰厚的土壤里，所以在美国虽然画了那么多画，办了那么多展，心里最想画的，还是老北京，还是祖国的山川、田园。
如今，我就要“奔七”了，简单回顾一下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创作《大治大干夺高产》开始，到七十年代末的散笔泼墨创作，八十年代的北京风光、运河之子、五岳三山、太行风情系列，重走长征路大型创作，九十年代的田园风光系列以及出国后的海外风情系列，还有两千年以后画奥运，画四季北京系列，画北京国际自行车赛和伦敦奥运的巨幅创作，画芬兰、俄罗斯、台湾、西藏、泰国等等十几个系列的作品，以及台湾、泰国、四地巡回、荣宝斋、保利等地的个展，倏忽之间，几十年就过来了。这几十年里，从写实、半抽象、到抽象，不断尝试山水、人物、花鸟等各种题材，画了多少画，办了多少展，去过多少地方，自己都有些说不清了。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这几十年的感受，那就是：无愧无悔，充实而快乐！
此时，我有两句话特别想说。

首先，在艺术上，我又来到一个探索与创作的新起点上。我要在认真归纳、总结以往艺术元素的基础上，再有一个大的变化。这不是我刻意为之，而是这么多年来，内心求变的冲动，没有因创作的一变再变而有所消解，相反却越发地强烈。现在感觉，再一次变化的各种条件已经成熟，那就顺其自然地变下去，最后结果怎样，就不管它了，让时间评断吧。其实以绘画为生命的人，想停下笔来，是不可能的，所以说，活到老画到老的道理，也许就在这儿。一个画家要把握思想、画艺最为成熟的黄金阶段，完成自己的心愿。对我自己来说，我一直想做一个以北京为主题的绘画纪念馆，陈列自己表现北京方方面面的绘画作品，最后将这些作品留给那些热爱这座古城历史、文化的人。当然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，很多事情才刚刚起步，作为一个目标，我将奋力前行！

再有想说的就是，我这么多年能够专心创作，两个孩子也事业有成，家里方方面面有条不紊、舒适安宁，都要归功于我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刘蕴女士。上天地眷顾让我拥有了知我、爱我的人，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福分。妻子有自己非常成功的事业，还操持着繁杂的家务，这么多年相夫教子，费尽心血，以自己并不强壮的身躯，担当了社会组织负责人、著名中医师、好妻子、好母亲、好奶奶、好朋友的角色，而每一个“好”字背后，都有她多年辛勤的、无所保留的默默付出。回想我们结婚时，日子并不宽裕，有了孩子更是精打细算，那时穿的毛衣，我的，孩子的，都是妻子一针一线织出来的。记得有一次带两个孩子出门，第二天就该走了，可翻腾半天，俩孩子连一件合适的衣服都没有。妻子赶紧动手做衣服，为了不耽误第二天穿，整整忙活了一夜。类似的事情，还有很多很多。我常常觉得，妻子就像一棵大树，为我们这个家，遮风挡雨，没有她，就没有这个家的一切，所以我是发自内心感激和祝福她的。好人平安，真情永在，再一次深深祝福她!